中国旱作农业源自何处？专家称至少包括黄河西辽河两个起源中心******
资料图：刘国祥研究员在第六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上做报告。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新网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孙自法)农业起源和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一道并称为考古学研究的三大课题，其中，农业包括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中国旱作农业如何起源、从哪里起源等问题，长期以来在学界有一定争议，也备受关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看来，中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资料图：内蒙古敖汉旗一处小米种植基地。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赤峰市及敖汉旗政府等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12月27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刘国祥以《敖汉旱作农业与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为题作学术报告指出，传统观点认为，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旱作农业的发源地，但西辽河流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炭化粟、黍遗存等发现，引发出关于中国旱作农业起源问题的新思考。
刘国祥说，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西辽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具有脆弱性、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会使人类具有食物短缺的压力，当地的草原生态系统虽较为干旱，但河流仍能提供充足的水源，加之粟、黍的生命力顽强，完全具备农业发展的条件，非常有可能催生原始农业的产生。因此，中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从考古学文化视角，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历经小河西文化时期(距今约9000-8500年)的萌芽阶段、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约8200-7200年)的形成阶段、赵宝沟文化时期(距今约6700-6400年)的发展阶段、红山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5000年)的成熟阶段、小河沿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4000年)的过渡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3400年)为鼎盛阶段。
资料图：内蒙古敖汉旗展示当地小米磨制过程。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他建议，今后应继续加强田野考古工作，围绕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以河流为中心，系统获取土样，通过炭化籽粒建立当地旱作农业系统谱系，加强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延续。
刘国祥表示，兴隆洼文化兴隆沟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粟和黍，经中外三家不同的碳十四实验室年代测定，证实兴隆沟出土粟的年代距今约7650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小米实物遗存之一，也是唯一经过精确年代测定的最早的小米遗存，表明当地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起源地。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教授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考察，也得出欧洲小米是由中国西辽河流域最早栽培并由东向西传入的研究结论。“考虑到兴隆沟遗址所处位置，其很有可能是小米向欧洲传播的起始点”。
即将到来的2023年已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小米年”。刘国祥认为，“国际小米年”将提供机会引导政策关注，从而为敖汉小米等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起点。同时，“国际小米年”也将推动对旱作农业考古文化更深入的研究、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完)
戏剧创作不可放逐表达意识******
作者：夕 君
戏剧是人类古老的艺术形式，数千年来绵延至今，派生出不同的类型、风格、流派等，可以说蔚为大观。其中，针锋相对的观点、迥然有别的艺术实践对话、共存，也是一道风景。总的来说，持不同理论主张、开展不同艺术实践的戏剧人普遍注重戏剧的表达意识，即认为，戏剧的思想内容、舞美设计等是创作者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生活经验等的表达与投射，凝结着创作者特定的文化、艺术诉求。说得直白一点，一部戏总得说点什么，哪怕表现的是荒诞甚至空虚，那也是有所表达的。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实践并不总是与理论期待相符合，有些作品的表达意识相当淡漠，故事情节千篇一律，人物塑造千人一面，台词中充斥着大话、空话、套话，甚至将报纸、文件上的话成套、成段堆砌到剧本之中，在拾人牙慧、牙牙学语中，窥见思想的空洞、思考的阙如和态度的敷衍。有时，这类作品的主创还会以绚丽的声光电等手段掩盖表达意识的不足。令人稍觉慰藉的是，这类放逐了表达意识的、机械生产式的作品，几乎不会受到观众和市场的认可，甚至很少有人看，其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只是浪费了人力物力资源，仍很不妥。
戏剧创作放逐表达意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无人问津的作品相比，艺术内核不坚固但观众数量庞大的作品更值得注意。随着戏剧发展的多元化，不少作品越来越强调观众的参与感、互动感，无论剧本创作还是舞台设计，都为观众的介入留足了空间。这类作品以创新的姿态挖掘戏剧的新的可能性，探索戏剧概念的边界，值得鼓励，然而一旦过于强调互动性，戏剧自身逻辑的完整性难免遭到破坏，创作主体的表达意识必然要向观众的参与和选择让步，二者如何调和，非常考验创作者的智慧和经验。
在某种浪潮汹涌之时，保持一定的克制和定力十分可贵。跨界融合没有问题，分寸、尺度至关重要。当戏剧大幅度、全方位地向观众“敞开”，其文学意味、表达意识被稀释乃至消解，戏剧和游戏、剧本杀、视觉秀等其他艺术形式、娱乐方式的差异及边界就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有些作品，说它是戏剧，它似乎击穿了“第四堵墙”，侵入了观众的心理屏障；说它是游戏，它又很难像纯粹的游戏那样让观众毫无顾忌地投入，毕竟与看过剧本的职业演员一起演戏，这种压力对观众来说太大了些，很难放得开；说它是舞台秀、灯光秀，其科技含量、视听效果又很难达到观众期待的“大秀”的水平。
那么，问题就来了。放逐表达意识而一味追求与观众“打成一片”，戏剧究竟获得了解放还是陷入了尴尬？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可以做进一步、长时段观察。把自己“创新”成其他事物，这是否是戏剧创新的理想途径？这个问题也不容易回答，但值得认真考量。
在笔者看来，文艺工作者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时刻刻将观众放在心中，这完全正确且非常必要。但是，尊重观众、为观众服务，并不意味着放逐自身表达意识，把剧本“写作权”交给观众，仅将戏剧视为让观众游乐其中的一场真人秀，怎么乐呵、怎么新鲜就怎么来。真正的创新应该是有内涵的，而不是让艺术坚守让位于商业逻辑、让精神共鸣让位于感官刺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终归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仅仅满足消费者物质层面的“使用需求”是不够的。纵然不能一律要求戏剧为观众启智润心，也至少应该提供些许精神对话的场域、心灵慰藉的温度、审美愉悦的空间。做好本职工作，守护好文艺、文艺工作者的职责，这才是真正将观众放在了心上。哪怕创作者的追求仅是娱乐观众，内涵较为丰富、表达意识较强的作品，也往往能够达到更好的娱乐效果。
总之，对于戏剧创作来说，形式可以千变万化，理念可以不断更迭，但一定的表达意识总不该缺席。（夕君）
